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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议题】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

海外利益研究 反恐怖信息网 2020-09-14


“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作者:刘中民、俞海杰本文来源: 国际问题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俞海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5级博士生原文来源:《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中东变局以来,“伊斯兰国”借叙利亚和伊拉克动荡局势迅速崛起,并已超越“基地”组织,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激进和极端的恐怖主义势力。“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极端主义思想,并深受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影响。“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呈现出更为极端和暴力的倾向。“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包括:坚决主张将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的目标付诸实践;特别强调什叶派和逊尼派对立,煽动教派仇恨和教派冲突;强调更为极端的“异教徒定判”原则;强调滥用暴力的“进攻性圣战”并付诸实施。“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扭曲和滥用,它不仅对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对伊斯兰教的国际形象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和极端派别。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和运动,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①当代伊斯兰主义历来就有温和派与极端派之分,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重建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秩序,但温和派主张采取合法斗争的和平方式,极端派则主张采取合法斗争与暴力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甚至滑向恐怖主义。因此,从政治思潮的角度看,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持激进或极端主张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构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特征。②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也在于此,即通过扭曲宗教教义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


   当前,“伊斯兰国”作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新形态,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的“伊斯兰国”组织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并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诸多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③脱胎于“基地”组织的“伊斯兰国”较之“基地”组织更为激进和极端,体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目前国内对“伊斯兰国”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历史演变、影响及组织结构等问题④,但却缺少对“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这也恰如美国中央司令部特种部队司令米切尔·纳格塔(Michael K.Nagata)少将所言:“迄今为止我们仍不了解‘伊斯兰国’,所以我们很难击败它。”“我们并未击败‘伊斯兰国’的理念,我们甚至并不理解它的理念。”⑤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兰国”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成功媒体策略的结合。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国”主张以“圣战”方式在中东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所谓“哈里发国家”,对于陷入认同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的边缘穆斯林群体,乃至陷入精神困顿的非穆斯林青年,都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伊斯兰国”熟练运用现代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人员招募,不仅使其人员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补充,对其表示效忠的分支机构也不断扩散。⑥


   当前,反对极端主义的“去极端化合作”已经成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提出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⑦。因此,深入考察“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准确掌握“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特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溯源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深受历史上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伊斯兰极端主义发端于中世纪的哈瓦利吉派和罕百里学派。进入近代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源流主要有三大支流,它们分别是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思想,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教派相区别、自称“萨拉菲派”(“Salafist”,复古派、尊祖派,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的极端思想,以及“基地”组织的极端主义思想,它们均构成了“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的思想来源。而与上述极端主义思想存在密切联系的萨拉菲主义,尤其是圣战萨拉菲主义则构成了“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来源。


   (一)中世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发端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极端派别哈瓦利吉派(al-khawarij,意为“出走者”)。657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一部分追随者强烈不满阿里对大马士革总督穆阿维叶所做的妥协,遂愤而出走另组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派有强烈的不容异己的倾向,从所谓“正信”的角度强调宗教信仰的绝对化,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其教义思想,否则即是叛教者,同时主张对“伪信者”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并以此为基本宗教信条之一。哈瓦利吉派不仅反对哈里发政权,而且以恐怖手段对待不赞同其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穆斯林平民。⑧根据金宜久主编的《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一书的总结,哈瓦利吉派对极端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它把宗教信仰绝对化,甚至将不赞成自己观点的穆斯林宣布为“不信道者”并予以排斥和打击。第二,把“真主主权”作为否定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第三,它宣称对不赞成其教义主张的所谓“伪信者”进行肉体消灭,泛化了伊斯兰教的“圣战”观念。⑨


   对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至深的另一思想源流是中世纪的罕百里学派。以伊本·罕百里(780~855年)教长为代表的罕百里学派,具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以固执、偏激、保守著称。该派强调严格遵从《古兰经》和圣训,主张从字面意思解释经文,否认类比和公议等含有理性成分的教法内容的地位和作用。罕百里学派所固有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想,构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之一。尽管今天许多暴力恐怖组织的成员与该学派无关,但人们仍不能否认他们在思想上受其影响或存在某种渊源关系。⑩


   13至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1263~1368年)是新罕百里学派的重要代表。在信仰层面,泰米叶主张按照字面表义来解释经、训原文和教法典籍,以净化信仰的名义排拒外来的思想文化,反对思辨哲学和苏菲派哲学、反对圣徒崇拜、圣墓崇拜等苏菲民间宗教习俗等。(11)在如何看待“圣战”的问题上,泰米叶强调指出,即使对那些已经宣布接受伊斯兰教但拒绝伊斯兰教法的名义上的穆斯林,仍可视为“圣战”的对象。“正是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在圣战的第一个低潮期中激活了休眠中的圣战观。”(12)伊本·泰米叶是早期萨拉菲运动的发起者,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保守、偏激、狭隘和不容异己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例如,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题为《圣战:被遗忘的义务》的小册子中,就曾援引泰米叶的“教令”,宣称他们“处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行为完全符合伊斯兰教。(13)


   (二)近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瓦哈比主义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


   18世纪中叶以来,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成为沙特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后来逐步分化为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和民间的瓦哈比主义,二者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进入当代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在国际上主要以推动伊斯兰教的宣教事业、援助和支持国际上的伊斯兰组织作为其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十分浓厚,并在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维护穆斯林利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国内,瓦哈比主义的宣教布道也不再像早期那样鼓吹“圣战”思想,同时也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宗教名义干预政治,以及从事反对王权的暴力恐怖活动。但是,沙特基于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利用“石油美元”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过程中,它开始收容伊斯兰国家政治反对派,通过各种渠道资助和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运动,甚至资助和支持激进或极端的伊斯兰组织。(14)例如,沙特曾收留了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派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布,并为其提供保护。(15)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在早期都曾得到沙特官方瓦哈比派的支持和资助。


   沙特民间的瓦哈比主义,尤其是自称“萨拉菲派”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与极端主义的联系更为直接,并继承了瓦哈比主义的极端保守思想。民间的瓦哈比主义者往往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掩盖下,积极输出瓦哈比派早年的宗教政治主张,鼓吹通过“圣战”手段,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极力主张对“异教徒”实施“圣战”。(16)瓦哈比教派的创始人本·阿布·瓦哈卜认为,所有的什叶派都是不信教者(kufr),应对其实行“定判”(Takfir,判定某些人为异教徒),(17)这些思想构成了“圣战萨拉菲派”(后文将进行详尽论述)极端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也成为当今“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来源之一。(18)


   2.穆斯林兄弟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主义思想


   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是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路标》直接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库特布对极端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于他提出了赋予暴力“圣战”以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即“定判”,其含义是判定某穆斯林的行为和思想违背伊斯兰教,即宣布某穆斯林为异教徒。第二个概念是“贾黑利亚”,即“蒙昧时期”(Jahiliyya,指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社会),所有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现存政治秩序都是“蒙昧”的体现,都应予以推翻,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制度,即“哈基米亚”(Hakimiyya,即真主主权)。(19)


   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化出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解放组织”“伊斯兰集团”和“赎罪与迁徙”等组织都深受库特布思想影响,(20)库特布也因此被西方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教父”。(21)库特布的思想影响了一整代埃及以及其他国家的圣战主义思想家。埃及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奥马尔·阿布德尔·拉赫曼以及后来成为“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扎瓦赫里都深受库特布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在研究库特布的思想之后在阿富汗找到了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进而使圣战萨拉菲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2)


   (三)“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


   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它直接催生了“基地”组织,其“圣战者”多来自从埃及穆兄会或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中分离出来的极端分子和激进派别,并得到塔利班政权的庇护,使其成为一股极具影响力的恐怖主义势力。“基地”组织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信念来自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本·拉登“圣战”思想的启蒙者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泽姆。(23)


   本·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向恐怖主义演变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三:首先,本·拉登肆意曲解和歪曲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把一切问题都解释、简化为宗教问题,并大肆煽动宗教狂热。其次,本·拉登极力鼓吹“圣战”,使“圣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就伊斯兰教而言,所谓“圣战”主要是指当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外部势力的严重威胁时,应当为保卫神圣的信仰而进行自卫性的反击。历史上的“圣战”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分子既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也不是合法的宗教权威,但他们却随意以伊斯兰的名义宣布和发动“圣战”。最后,伊斯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则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作为攻击对象,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24)本·拉登的恐怖主义思想令其思想导师阿泽姆都难以容忍,阿泽姆反对违背伊斯兰教义、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活动,这也是二者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25)


   尽管“基地”组织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结合达到了相当极端的地步,但相对于脱胎于“基地”组织的“伊斯兰国”而言,其意识形态建构的能力尚远远落后于后者。例如,“基地”组织强调以打击西方(“远敌”)目标为核心的全球圣战,意味着它较少更为急迫地关注以何种方式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哈里发国家。在2004年,当“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人、“伊斯兰国”组织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扎卡维提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问题时,“基地”组织领导层明确表示反对,其解释是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家”条件并不成熟。又如,“基地”组织并不强调教派对立,强调不要因针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平民过度使用暴力而疏远穆斯林民众。(26)因此,“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上始终存在尖锐分歧,这也是“伊斯兰国”最终脱离“基地”组织另立门户的根源所在。


   (四)“圣战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来源


   事实上,前文所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与萨拉菲主义存在一定的联系,或者这些思想本身就是萨拉菲主义的表现形式,但鉴于萨拉菲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圣战萨拉菲主义对“伊斯兰国”的重要影响,这里有必要对萨拉菲主义(Salafism)和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alafism)做简要的专门分析。


   “萨拉菲”(Salafi)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祖先”、“先辈”,萨拉菲派(Salafist)的基本含义为“尊古派”,是产生于中世纪的保守宗教派别,主张严格奉行《古兰经》和“圣训”,特别强调净化信仰、尊经崇圣,其典型代表人物是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伊本·泰米叶。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深受萨拉菲派的影响,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成为近代萨拉菲派的先驱。萨拉菲主义是一个非常多样和复杂的意识形态。萨拉菲主义的核心主张包括根除偶像崇拜(shirk)、重申认主独一(tawhid)。萨拉菲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唯一真正的穆斯林,同时认为偶像崇拜者已经偏离伊斯兰信仰的正道,崇拜所谓圣石、圣人、圣墓等都意味着叛教,其信徒即判教者。(27)


   当代萨拉菲派的具体表现形式形形色色,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派都主张采取暴力恐怖行为建立伊斯兰国家。当代的萨拉菲主义大致可划分为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三大派别。传统萨拉菲主义强调恪守传统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主张远离政治,也反对恐怖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主义在强调宣教的同时,主张通过参政议政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但反对暴力恐怖活动。圣战萨拉菲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28)


   在20世纪后期,中东出现了受穆斯林兄弟会激进主义和萨拉菲排他主义影响的暴力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和“伊斯兰集团”(Islamic Group),以及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the Salafi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他们构成了当前“圣战萨拉菲”组织的前身。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圣战”推翻现行政权并建立“伊斯兰国家”。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约旦裔巴勒斯坦人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Abu Muhammad al-Maqdisi)和叙利亚的阿布·巴斯尔·塔图斯(Abu Basir al-Tartusi)等人的思想对于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29)他们在早期都深受库特布极端思想的影响,后来逐渐转向萨拉菲主义,其思想的核心是赋予萨拉菲主义以暴力思想,进而推动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产生。(30)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来源于为许多伊斯兰极端组织共同信奉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对此也供认不讳。“伊斯兰国”的创始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曾是马克迪斯的学生,并深受其思想影响。“伊斯兰国”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Abu Umar al-Baghdadi)同样是坚定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其讲话经常引用源于萨拉菲主义的权威观点。(31)例如,他在2007年发表讲话指出:“所有的逊尼派教徒特别是青年都应该参与圣战萨拉非主义运动,建立横跨整个世界的帝国”。“伊斯兰国”还明确将其从事的活动描述为“圣战萨拉菲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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